耕耘东莞文史 传续人文精神

—— 自力斋文史工作者侧记
文化周末 2016-09-01
[摘要]

走过莞城图书馆门前,会看到了“艺修身•史为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标语。熟悉的读者都知道莞城图书馆是一所以艺术、文史类图书和古籍收藏研究为特色的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现馆藏艺术、文史与古籍等类别纸本文献超12万册,电子文献近4万件。纸本文献中,不仅含有外文港台原版图书4000余册、音像制品2500余件、期刊报纸约470种,更藏有1911年以前出版的珍本古籍2100余册以及东莞著名文史学者杨宝霖捐赠的藏书25000余种。

与东莞市内许多图书馆相比,莞城图书馆的一大特点就是“研究”。作为莞城图书馆的荣誉馆长,自2008年9月28日正式开馆之日,杨宝霖便将其个人工作室(自力斋)设在莞城图书馆。工作室成员多年来,一直默默耕耘于案前,埋首于无数的古籍之中,钩沉东莞的过去,让前人的文化成果得以保存和发挥。这次,本报走进莞城图书馆,看看这个文史工作者团队如何在莞城这片土地上,将自己的学术兴趣与社会担当倾注其间。

骨子里的敬业,让更多的人走进了“自力斋”

2014年11月,杨宝霖工作室入选首批“东莞市文化名家工作室扶持名单”。作为莞城图书馆地方文史研究重要阵地,获得了一定的经费扶持。这是莞城图书馆继2012年《东莞历代著作丛书》出版项目入选首批东莞市文化精品项目以来,获得的第二个市级专项扶持,这进一步提升了莞城图书馆在东莞地方文史(文献)整理、研究和出版方面的发展实力。

杨宝霖工作室也叫“自力斋”。“自力斋”得名于杨宝霖亲自搭建的简陋小书室。早在工作室成立前,自力斋就存在,一盏青灯、一方书桌、一把椅子、无数卷古籍与文献,杨宝霖伏案数十年,搜集、整理和研究东莞的文史和民间文化。

杨宝霖工作室发展至今有成员六人,包括领衔人杨宝霖及东莞文史研究者香权根、谢创志、罗雯娟、王俊桦、黄祯祥。除杨宝霖外,年龄在30至45岁之间,都有一定研究基础,且有整理、校点东莞古籍的成果。但实际上,工作室的成员都不是专职的研究人员,而是在业余时间参与文史研究工作的。

谢创志回忆起跟随杨宝霖学习的缘由要从1989年说起。他当时就读东莞师范学校。学校开设了大专班,需要有相应的师资力量作为匹配。于是执教于东莞中学,拥有大学副教授职称的杨宝霖被邀请到东莞师范学校兼课。在这对师生日常的聊天过程中,杨宝霖发现了谢创志有文史方面的兴趣并开始加以引导。此时,杨宝霖已经整理了《张家玉集》,谢创志则协助其进行校对。“通过这样一个校对的过程,我第一次接触文史工作,也是通过校对工作,我反复向杨老师请教,他言传身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要求我要多在实践中学习。”

后来,谢创志以东莞明末著名画家兼诗人张穆之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杨宝霖在其中给予了悉心指导。谢创志告诉记者,杨宝霖的指导方法与许多老师不一样,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手上有的资料全部拿给自己。等论文写好之后,他还告诉谢创志这些资料可以在哪些地方找。在与杨宝霖相遇相知的这段经历中,谢创志的形容是:为我打开一扇门、修了一条路,并且扶着我一路走过来。

杨宝霖出身东莞诗书世家,四世为人师表。来自他家庭的熏陶以及他个人多年辛勤工作沉淀的敬业精神,如同一块磁铁,吸引了后来的成员,共同投入到东莞文史的研究工作之中。

他们奔走多地,甚至抄下整本古籍

在很多人的惯性思维里,研究文史的人一般是上了岁数的。其实不然。工作室的成员在年轻时就开始跟随杨宝霖学习。谢创志、香权根、罗雯娟是杨宝霖的学生,如今又同为中学语文老师,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在其指导下接触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而后来加入的两位“80后”,一位是历史系毕业的王俊桦,另一位是以及工科专业毕业的黄祯祥,工作室成员在年龄和专业构成上很有趣。

工作室每个月会开1-2次会议,一般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来讨论。每当遇到有争议之处,辩论是无可避免的。杨宝霖非常提倡这样的求知方式,只要每个成员发表的看法是经过考证就可以了。这样严谨求证的事例很多,比如为了确定袁崇焕的出生地是东莞,杨宝霖独身一人远赴广西舌战群儒,以周密的考证,无可辩驳的事实,应对广西的文史工作者,令与会者口服心服。

历代的社会更迭、人口迁移,东莞古籍并不一定在东莞,其他地方文献也是如此。为了获得一些古籍信息,成员甚至会自费去到外市、外地甚至是外国。多年来,成员们奔走多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购买古籍或者到图书馆复印的成本都很高。部分资料可以复印,而更多时候他们只能用笔记本整本整本地抄,保存待用。“杨老师翻遍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地方志,那段时间,我们经常住在广州,短则两三天,长则一周,中午就随便吃个快餐。这样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是很苦的,但我们其实挺享受这样的过程。”谢创志说。

如果问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坚持做这项工作?成员提到最多的是兴趣与责任。谢创志对文史非常感兴趣,出于对东莞这个地方的热爱,他跟随杨宝霖学习文史整理,通过第一手资料去认识和发现一个更为真实的东莞,见证东莞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王俊桦则认为多数历史大家多聚焦于较大型的历史选题,造成民间地域历史研究的空白。工作室团队成员全是东莞人,他认为如果自己都不去做东莞的文史研究,就很难要求其他地方的人去关注这件事。生于斯长于斯,在研究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古人的佳作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流传,大多流入图书馆和藏书家手里,经过工作室挖掘整理,可以给专家和读者提供更多了解、研究东莞的资料。他们做文史不是为了赚钱,也并不会因为出了成果而对评职称、升职加薪有帮助。研究文史,功不是在当代,而是为了保存。正如杨宝霖所说,研究东莞文史的目的是“能挽典籍之坠绪,发潜德之幽光。”

整理古籍、研究文史是不能制定时间表的

自工作室成立以来,主要围绕撰写出版东莞文史研究论文。一是《袁崇焕集》经市文广新局立项并支持,收入《东莞地域历史文化丛书》,2014年已出版面世;二是撰写《师友论学集》,该书内容主要是工作室成员撰写的论文,并登载工作室成员与全国著名学者的信札;三是撰写《东莞文史论丛》,主要收录工作室成员研究东莞文史的论文。后两书共约50万字,书稿接近完成,正在修订。

在外行人看来,整理古籍和研究文史不外乎查查抄抄,只是枯燥,却并非难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以《袁崇焕集》为例,这是杨宝霖经过多年爬梳史料,从《明实录》《明史》《名臣奏疏》以及东莞历代方志等史料中整理出袁崇焕本人撰写的诗词、文章、奏疏等内容,并加以校勘、辨伪,全书近37万字,基本上将袁崇焕本人的笔迹尽数搜罗。

工作室目前主要做民国以前东莞人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正在筹备出版的由杨宝霖撰写的至今唯一一套记录东莞现存古籍情况最全的专著——《东莞古籍经眼录》。关于古籍整理,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王俊桦分享了当中的难处。“我可能会使用一些新史学方法去研究,比如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除此以外,也可能利用遥感等新技术来参与研究。”在导入新方法的同时,传统方法也是必需的。古籍整理有许多必要的环节,但都需要逐字校对。比如要对比不同版本的古籍,选择最佳的版本整理;比如简繁体切换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手写版古籍可能出现草书等较难辨别的字体,有时还需请专业人士协助;比如古人有时为了避讳,使用通假字和异体字,部分作者喜欢用晦涩的文字,这时需要去查许多字典来确定其正体字……这些文字的处理工作都要求文史工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学基础。

古代著作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无疑增大了阅读古籍的难度。目前大部分东莞古籍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杨宝霖工作室的所有成员几乎是从零开始整理。王俊桦特别提到了缺少“引号”的古文给他们造成的麻烦。“一本书中的某句话可能是引用另一本书的,那么是全句引用,还是截取了部分?如果是书中有议论的文字,我们就要思考这是原书作者的评论,还是引用他人的评论,是对整段的评论还是对整本书评论等等。因此,哪怕是一小段话,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找很多古籍求证。”目前,工作室正在整理部分《东莞历代著作丛书》《东莞文史研究丛书》等大部头,引书非常多,翻阅成百上千的古籍是再正常不过了。按王俊桦的话来说,整理古籍是没法制定时间表的。

每月开讲,是不能失信于人的坚持

对于大众来说,参与莞城图书馆的公益性东莞文史讲座和文史展览活动,是了解这群文史工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最直接的途径。

工作室领衔人杨宝霖主要在两个地点定期举行公益性的东莞文史讲座,分别是莞城图书馆每月一次的讲座以及南城一家素食馆的定期讲座。后因个人身体原因,在2015年7月以后结束了素食馆的讲座,但仍保留莞城图书馆讲座,至今未绝。继2015年3月结束了历时两年多的“旧梦留痕——杨宝霖讲莞城已消失的名物”专题系列讲座(共23讲)后,2015年4月在莞城图书馆继续开讲“追源溯流——杨宝霖讲东莞氏族源流”专题系列讲座。这是以他三十年的研究积累为基础,以族谱、家乘、实地调查为依据,讲述东莞姓氏的历史源流和分支发展。

在这些场合,人们可以看到一向治学严谨、极具学者风范的杨宝霖讲起课来,却非常形象有趣。杨宝霖惯用莞城话讲课,每每讲到有趣的地方,未开口,脸上已经铺了一道笑容。

“兰花香系人都知的了,但是真正好的兰花不是随便闻得到香的,要离开两步,正对住它,然后往前走两步,撞过去,得了!这个香就是了。”说这话时,他极形象地在讲桌前退两步,又急行两步做闻兰香状。

每次开讲前,莞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詹宝莹想把整理好的文稿送去杨宝霖家时,都被他婉拒且必定亲自到馆里校对。工作人员还提到一件让人捏一把汗的事情。詹宝莹在东莞市图书馆《连线》刊物上的稿记录了这件事,从中看到了一个学识和人格都令人十分敬佩的学者的形象:

记得有一期讲座开讲前几天,杨老师因身体不适,需要留医检查,他仍然不忘讲座,让家人将讲稿和一封简短的信件交给我。他在信上说,本人正在留医,主要是晕,不能站立,如果星期六还没出院,向医院请假离院半日,到馆开讲。去探望杨老师时,我们工作人员都向杨老师提议,讲座延期开讲,好让他多休息,但杨老师依然坚持如期开讲,他说,身体没什么大碍,已通知了读者,就不能失信于人。“属稿岂因贫病辍”,正如他的这句诗所说,无论严寒酷暑,杨老师总是风雨不改,准时为大家开讲,至今开讲已逾三十场。

多年来不间断的讲座是一位学者长年累月的点滴积累。从自力斋到杨宝霖工作室,从一个人到如今的六个人,变得是名字和数量,不变的是他们一如既往地专注于东莞文史的兴趣、责任以及对家乡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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